——读白寿彝著《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
中国史学家历来有一种自觉精神。据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是要通过撰述历史去改变“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2]的现实社会的。司马迁著《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3]，气魄宏大，纵论古今，以总结历史经验为己任。刘知幾撰《史通》，“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4]，反映了史学家对史学工作的深刻的反省。杜佑自谓“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5]，表明他撰述《通典》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史学家的自觉精神。当然，这种自觉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内容，而就各个史学家来说也会显示出不同的特点。
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承并且发扬了古代史学家的这种自觉精神，进而把史学工作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使这种自觉精神成为时代精神的反映。郭沫若同志在中国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史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写道：“对于未来社会的期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6]这种把历史研究同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直接联系起来的自觉精神是多么可贵，正是它指导和激励着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筚路蓝缕，创立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现在，我们国家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凡具有时代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了新的探索、新的觉醒，并逐步凝聚成新的自觉精神。这种新的自觉精神使史学工作者认识到，“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应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认准当时社会的客观要求，力争为自己的时代唱出‘时代的最强音’”[7]。基于这种认识，有的史学工作者通过专业课的讲授，对年青一代进行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了青年们的爱国主义**，增强了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有的史学工作者则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跟经济建设直接联系起来；还有一些史学工作者孜孜致力于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的科学论著的撰述，等等。努力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振兴中华做出贡献，这是新时期史学家自觉精神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