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们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认为中国文化有着人类内在生命的活水源头，“其价值原自有光芒万丈，举世非之而不减，举世誉之而不增”[120]。而中国文化近百年来之所以“花果飘零”，唐君毅认为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批判以及马列主义的激**，导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与人心失去了凝摄自固的力量，“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之大悲剧”。因此，现代新儒家们深怀“忧患”意识，周详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以图激发人们对民族文化前途的情感和责任感。
第一，统绪意识。
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一本性”。这种“一本性”用唐君毅的话说，即指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是一个体系，“有一脉相承之统绪”，“殷革夏命而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即成三代文化之一统相承”。此后各代递相承继，政治上虽有分有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并且从未影响到文化学术思想的大归趋，“此即所谓道统之相传”，“以中国文化有其一本性，在政治上有政统，故哲学中即有道统”[121]。
显而易见，唐君毅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实际上是为了阐扬其一体性，由“一本”而引出“统绪”，再由“统绪”而弘扬“道统”，以此来统摄凝聚人心，对中国文化产生敬意，肩起继承发扬的责任。同时，唐君毅将政治上的“政统”与哲学中的“道统”对举，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他关于中国文化的“一本性”的思想；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则表现了他将学术与政治相对区分，从而坚持独立自守的学术人格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对中国文化中坚持气节为上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认为政治上的分合，不会影响文化学术思想的承传，这是将文化价值看得高于政治利害，是对其所倡扬的“天下一家之情怀”的价值推崇和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