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的旨趣、重心及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在于其道德理想的超越和人文意识的充实。
何谓道德的理想或曰道德的理想主义？牟宗三疏解道：“理想”的原意根于“道德的心”。“道德的心”，浅显地说，是一种道德感；经典地说，是一种生动活泼怵惕恻隐的仁心。一切言论行动，无论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如要成为有价值的或具有理想意义的，皆必须根据“原意”的理想而实践。道德的理想主义，“即孟子之文化生命与德慧生命所印证之‘怵惕恻隐之仁’是也”。“由吾人当下返归于己之主体以亲证此怵惕恻隐之仁，此即为价值之根源，亦即理想之根源。直就此意而曰‘道德的理想主义’。”[143]据此，牟宗三指出，儒家心性之学和个人道德主体，是人的价值意识的来源和依据。能提升价值意识，方能讲文化意识与历史意识，可见，牟宗三是将人类精神的源头和价值领域、文化生命的开拓及其判断尺度，归结于儒家仁学的认同和体悟，这正是其具有偏执情绪的文化情结的显露。
依据上述价值原则，牟宗三认定，以怵惕恻隐之心为基础的“道德的实践”与“道德的理想主义”，集中体现在儒家文化系统之中。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恶恶去恶、好善为善、人禽之辨等思想传统，皆根源于儒家不忍人之心，即所谓仁心。恶的最根本意义就是人心陷于物欲之中，“顺躯壳起念”（王阳明语），只凭生理本能生活。人的心思如顺此**发展下去，则“无穷的罪恶皆从此出，一切皆不能说有价值，有理想”。因此，人只有顺着孔孟儒家所引导的反求诸己的道德的心路迈进，克服一切“顺躯壳起念”的欲念，才有理想价值可言，才能克服陷溺。“依此而言，唯由道德的实践之怵惕恻隐之心处，始能说理想主义。”[144]这是就恶恶去恶方面而言。就好善为善方面而言，则善的根本意义在于从陷溺中超拔出来，而归于那个怵惕恻隐之心本身。善的根源在于人的内心，而不在心之外的任何事物。儒家文化的这种功能，牟宗三认为绝非基督教、佛教以及道家、法家思想所能比拟，所能替代的。因此，他宣称：“我以为在传统的一切思想学术中，只有儒家的文化系统可以作为我们社会实践的指导原则。”[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