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虽历经坎坷，但却始终是在告别古典主义，增强现代意识，追赶世界潮流的逐渐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尖锐地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的时间，比较的很长，一一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89]
回顾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史实，应该承认，梁启超的这些论断是相当精当而深刻的。国内学者庞朴先生认为，梁氏的这段言论，“有助于人们去认识整个近代中国文化变迁之史实”，他进而对梁氏的观点加以发挥，认为整个中国近代史在文化上的表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从鸦片战争，中经1861年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昂，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觉得有必要于此舍己从人的时期；（2）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至1911年共和革命成功，是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勇于革除勇于建立的时期；（3）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最后较量，东西文明全面比较，而从文化根本上认真反思的时期。这样三个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承受了外来文化（包括西洋文化侵入的冲击和日本文化变革的诱发）的压力，而逐步蜕变、逐步吸收、逐步走向现代文化的乾旋坤转的伟大时期。[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