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百年来的国学发展，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思想轨迹和时代特征，这就是时代精神与国学的双向互动。国学反映着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推动着国学，引领着国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设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其间，贯穿始终的时代精神，是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从不同阶段的发展来看，20世纪前半叶表现为御侮图强、振兴中华；近二十年来，是改革创新，振兴中华。
从20世纪初近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从日本引进中国，国内关于国学的争鸣，东西文化的论战、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国文化出路的论战，整个20世纪前半叶，国学在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辩，贯穿始终。根本的症结，并不在于要不要振兴中华、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而在于如何振兴中华，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胡适、陈独秀固不必说，就是被认为保守的梁漱溟之类现代新儒家，又何尝不是要走现代化之路，要复兴中华文明！东西文化论战的实质，实际上是怎样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而不是坚持或者反对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本质上，也是探讨在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应当走什么道路，应当有什么样的模式，应当具备中国特色的问题。中国文化出路论战，其症结也同样如此。所谓本位文化建设，在今天看来，不外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如何既吸纳西方先进文化而又适合中国国情、既参与世界文明进程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而又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弘扬文化建设的民族意识，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学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263]因此，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国学论争，本质上是时代进步使然，反映了御侮图强、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