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国学论争，特别是最近二十年的国学论争，其实质是什么？是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
从鸦片战争到当今，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从根本上看，就是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的进程。在这样一个时代主题下，各种主张、各种思潮，都离不开对是否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个主题的回答。
以国学论争为表现和重心的思想文化运动，集中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宏观地看，晚清以来关于国学问题的论争，如果集中于近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出现以后，[237]则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国学概念论争（清末民初，大约1900—1915年）、东西文化论战（大约1915—1927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出路论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热”和“国学热”及其论争（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1）东西文化论战背后的国学价值观。
清末民初关于国学概念的论争，前文已经阐述，此处不赘。后来的东西文化论战、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国文化出路的论战、“文化热”和“国学热”中的论争，所反映的问题，本质上是如何看待国学，如何在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树立民族文化意识的战略高度上，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对国学采取何种态度，认同赞赏也罢，否定批评也罢，其实都是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区别只是在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
大力倡导国学弘扬国学的梁启超，于1902—1903年间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此时，他正在大力倡导国学），阐发了以根本改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新民”论。梁启超新民论的基本思想，是要铸造新的民性，提出了自由、进步、自治、自尊、公德、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现代国民的基本品格，作为“新民之道”，以实现“国之安富尊荣”。梁启超自己解释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所其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238]可见，梁启超所要弘扬的国学，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思想，而是要与时俱进地提升固有文化的精华、吸收外国优秀文化而熔铸新文化、铸造新国民，实现现代化。梁启超后来在《欧游心影录》中明确宣布，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应当“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利用中国传统经典《大学》的“新民”概念和思路，阐发在当时具有强烈现代化气息的全新思想。这本身就显示了国学优秀成分在新时代的启蒙思潮中具有合理的价值，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在吸纳西方文明优长之处时，并不彻底否定本国文化。可见，弘扬国学优秀成分，认同国学的合理价值，与认同西方先进文化，改造国民品性，实现现代化，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