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历史时限划分，大致说来，国学内涵、内容和范围的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古代、近现代[205]、最近二十年[206]。
（1）古代的国学。
国学作为单一名词，其实古已有之，早在《周礼》中就已出现。[207]《周礼·春官·乐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的“国学”，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此后，国学在中国古代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比如汉代的太学，晋代的国子学，隋代的国子监等。曲阜孔庙留存的元朝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的“大元重建至圣文宣王庙之碑”的碑文中，就曾谈到“国学”：“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义洽。九域混同，文物焕然可观。内立国学，外置郡邑学官，而于先圣之后，尤所注意遴选，师儒训迪，作成儒贤，以嗣封爵，……”[208]这里的“国学”，就是中央政府主办的学校，“国家”之“学”。
（2）近现代的国学。
近现代意义的国学一词，源于清末民初。1902年秋，梁启超在给黄遵宪的信中，商议创办《国学报》，并强调该报应“以保国粹为主义”。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多次提及“国学”一词。在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论著中，“国学”实际上就是他此前屡屡论及的“中学”，但更多地注意到了“中学”的精粹一面。章太炎1906年在日本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继而成立“国学振起社”。国粹派学者邓实1906年在《国粹学报》发表的《国学讲习记》一文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章太炎1922年上半年在上海讲授国学，其内容被曹聚仁整理成《国学概论》出版。该书认为国学的本体是经史、诸子、历史，国学的派（类）别是经学、哲学、文学。章氏在其创立的国学振起社的“广告”中说，国学振起社将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分别是：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胡适认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的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209]吴宓认为：“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210]蔡尚思在其1931年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的《中国学术大纲》中认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 这些学者所谈的国学，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