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类型与其特点紧密联系。文化类型决定并包含了文化特点，文化特点是文化类型的具体表现。同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的特点，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特点的反映。不过，由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在外延上并不相同，中国文化可以包含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却不能完全概括中国文化，故中国哲学的特点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文化的特点。
如果从中国文化的总体来考察，可以绎出其贯穿始终、涵盖各个方面的基本特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本主义。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确立，以及基本精神和主体内容的嬗变，始终以人生价值目标和意义的阐明及其实践为核心，以心性修养为重点。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和内在精神，是以人生和人心为观照的。
这种以人生和人心为观照的中国文化，其首要特点必然表现为人本主义。
无论海外华裔学者和港台学者，还是大陆学者，虽然在具体价值评判上有所不同，但仍一致认为，中国文化具有超越宗教的情感和功能。换言之，在中国文化中，神道主义始终不占主导地位，恰恰相反，人本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格调。
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要“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考察事物，明辨物理，既要“上揆之天”，又要“下察之地”，更要“中考之人”。人成为衡定万物的尺度。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了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与合理性。一方面，用“人事”附会“天命”，把人的行为归依于“天道”的流行，以获得一个外在的理论构架;另一方面，人又往往把主体的伦常和情感灌注于“天道”，并将其拟人化，使其成为主体意识的对象化和外在体现，“天”成了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封建帝王宣称的“奉天承运”，起义农民的“替天行道”，不过是这种思维格局和心理框架的不同衍射而已。说到底，是人按天意在“承运”，在“行道”。“天”成了人们实现道德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使像董仲舒这样的神学化的思想家，虽然大肆鼓吹天人感应的理论，要以人应天、人副天数，把人事系于神化了的天道之下，但同时，他却又大讲以天应人，天人相副，“身犹天也”，“天”不在彼岸世界，不是单纯与主体相对立、相离异的外在力量，而是在现实世界之中，在人身上和人心中的可感知的力量。这就把“天”还原为人，“天道”成了人道的投影，神权不过是皇权在现实社会之上的另一种表现。不仅如此，董仲舒将喜怒哀乐赋予自然界，用“善善恶恶”的伦常情感充塞“天道”，实质上是以人的价值原则去装扮“天”，以求得天人合一。在这个意义上考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本质上仍然是人本主义思想的一种体现，尽管它确有神学目的论的色彩，正因为如此，董仲舒的造神运动最终没有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与其既要造神，又要神服务于人的内在思想矛盾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