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面世后，异化问题在西方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问题曾一度沉寂下来。战后，异化问题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并迅速地波及苏联和东欧诸国。当这股理论思潮蔓延到中国时，中国理论界正处在对十年浩劫的沉痛的反思之中。顷刻之际，这个问题成了中国理论界的第一话题，相关的论著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然而，时隔数年，异化这个词又突然神秘地从中国的理论话语中消失了，仿佛它从来就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注意！如何解释这种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的理论现象呢？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下面的原因引起的：
第一，一般说来，人们是以情绪化的态度来看待异化问题的。如果说，科技和工业的迅速发展及战争的灾祸使西方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化，那么，战争的创伤、斯大林主义现象和中国的“**”同样也使东方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的、压抑的状态下。而“异化”似乎正是道出这种普遍的疏离感和压抑感的哲学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异化热”具有理论探索的性质，不如说具有情绪宣泄的特征。换言之，人们不是在理论上探索异化，而只是在情绪上感受异化。无论是“异化热”的突然兴起，还是它的迅速退潮，似乎都印证了这一点，即它仅仅是情绪上的“热”，而不是真正的理论研究上的“热”。
第二，从根本上看，人们误解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含义。[2]或许我们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即迄今为止已经发表的、几乎所有的论文都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主要指的是私有制背景下，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存在的种种消极的因素，马克思运用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从伦理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表达他对这一社会的道德上的义愤。人们几乎从来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是否也曾以积极的、肯定的方式理解并谈论过异化现象。换言之，人们只是从道德评价的维度去理解并解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完全忽视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积极的、肯定性的历史评价维度。[3]事实上，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异化作为客观的历史现象具有其积极的含义。由此可见，人们普遍地误解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根本含义，这是肤浅的、情绪化的思维态度必然导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