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德国古典哲学这样的概念，也没有对这一哲学运动进行过系统的探讨，但在其论著中，无疑蕴含着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独特见解。这些见解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对以下六个问题的关注上。
（一）人
凡是认真地研究过德国古典哲学的人都会承认，人的问题始终是德国古典哲学关注的一个主题。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中指出：“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须服从这样的规律，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1]众所周知，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伟大口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肯定了作为理性存在物的人的尊严，无论是在康德晚年的著作《实用人类学》中，还是在费希特的《人的使命》、谢林的《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与之相关联的对象的哲学探讨》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等著作中，都能听到这一伟大口号的悠远的回声。平心而论，在后德国古典哲学时期，与其说费尔巴哈的主要哲学贡献在于他坚持了一种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学说，不如说在于他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他主张，上帝乃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神学的本质就是人类学。所有这些人本主义的思想都对马克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神圣家族》（1844）中，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哲学时写道：“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2]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是德国古典哲学留下的基本的哲学遗产之一。由于当时的马克思在思想上还受到费尔巴哈一定的影响，所以他把自己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解读归功于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启示：“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3]这充分表明，马克思重视的是费尔巴哈的人类学，而不是他在唯物主义研究方面所留下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