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什么是广松涉所说的物象化呢？依他的解释，“物化”（Verdinglichung）或者“物象化”（Versachlichung）的概念，在马克思的文献中并没有很高的使用频次[35]，应该说，是青年卢卡奇在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第一次“再澄清”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36]广松涉也提到，物化概念较早的形成史考古，可以上溯至谢林的条件（Be-dingung）概念，以及黑格尔的制成此物（das-zum-Dinge-Machen）的观点，其中，都有物（Ding）这个基词。在马克思之后，也经“新康德学派的李凯尔特、韦伯，再加上齐美尔、卡西尔”等人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最终由青年卢卡奇重新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再发现”了批判性的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37]依广松涉的推测，估计是因为青年卢卡奇“在海德堡与李凯尔特的交往中获得了触发”。可是依我们的判断，韦伯将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指认为“价值合理性”之后，将颠倒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直接指认为祛魅化——Versachlichung（事物化）之后的真正中立的社会事物（Sache），青年卢卡奇却再次颠倒老师韦伯的资产阶级立场，反将事物化（世俗化）否定性地贬斥为Verdinglichung（物化），并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拜物教构境中的支持。
依广松涉的观点，“卢卡奇有时候甚至将‘物化’的概念与‘异化’以及‘外化’这样的概念基本上以相同意义来使用，他在概念上没有明确地区分‘异化’与‘物化’”[38]。这基本上是对的。青年卢卡奇并没有完成自觉地区分和严格界划这些概念的具体内涵。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早期的《心灵与形式》等书中，青年卢卡奇使用过异化概念，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在1922年9月以前的论文中曾经少量使用过Versachlichung一词，而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则集中地使用了Verdinglichung概念。[39]应该说，青年卢卡奇这里在批判语境中对Verdinglichung一词的使用，不是来自他的老师韦伯和齐美尔，而直接来自他所阅读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及相关经济学论著，因为，他直接引述了马克思一些关键性的文本。[40]当然，韦伯反转马克思的Versachlichung历史现象学构境，将Versachlichung直接指认为去除主体价值合理性的形式合理性的可操作、可计量的事实基干，如政治权力中“克里斯玛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 des Charismas），对青年卢卡奇也起到了相反的刺激作用。[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