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早期阿尔都塞是从宏观的角度去界定意识形态的，个人的主体性是被漠视的。而60年代末，在拉康的伪主体思想的直接影响下，阿尔都塞转而关注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主体的微观建构，“原先的阿尔都塞式的将独立于阶级意识/经验的认识论基础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已经被抛弃了”[19]。他开始将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作为分析的重点，明确赋予了意识形态具体的物质形态，并且提出了质询（interpellation）、意识形态复制的镜像结构（la structure spéculaire redoublée de l’idéologie）等思想，攀上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巅峰。
总的说来，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建构主体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他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一文中。他从葛兰西手里接过了分析国家机器（Appareil répressif d’Etat，ARE）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AIE）的接力棒，特别强调了作为私人领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隐蔽作用。因为它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教会、工会、媒体、学校、体育比赛等都是隐蔽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使人心甘情愿地服从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阿尔都塞看来，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统治的手段已经不仅是一种外在显性的强制灌输，而是转为内在隐形的微控手段。它通过对主体意识的潜在的绝对影响，成为构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体的源头。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具备的所有技能和观念都是由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建构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落入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却不自知。
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这个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