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将齐泽克“行动”概念错误解读为不顾客观条件的唯意志主义，就算没有这样的误读，或许是受齐泽克写作和演讲张狂风格误导，往往将齐泽克视为狂热左倾盲动分子。因此，当齐泽克提出当今左翼唯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都不做”，并进一步将这个观点具体化为“巴托比政治”时，许多人感到震惊和不解。例如，英国左翼哲学家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就讽刺齐泽克是一位徘徊在“什么都不做”和梦想“神圣暴力”降临之间的“斯洛文尼亚哈姆雷特”[2]。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要反驳这种批评就必须辨析“巴托比政治”的理论批判对象。
齐泽克提出“巴托比政治”之前已经有近似的观点萌芽。齐泽克在《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中讨论到帕斯卡“信仰”与“（下跪）仪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曾提出如果将“肯定”理解为对象征秩序的接受，那“肯定”的反面并非“否定”，因为“否定”也被铭刻在象征网络之中，“否定”以反面的方式证明了“肯定”的存在。“肯定”真正的反面是一种更原初性的“拒斥”（Verwerfung）或“拒绝参与”（refusal to participate）[3]。《伊拉克：借来的壶》则直接提出“什么都不做”（do nothing）的左翼战略。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个说法提出的语境，也就是“不行动的行动”对象问题，即不行动针对哪些人、那些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政治势力，近几十年来在政治上不断向右翼敌人让步妥协，希望与敌人达成某种和解共识，典型代表就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英国工党布莱尔政权。另一类左派虽然批评这种“后政治”式的机会主义路线，然而自己却是抱持旧公式（如福利国家），没有与时俱进，成为无力对复杂时局做出具体分析的“优美灵魂”。面对两种败象毕露的左派，齐泽克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