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哈维进一步谈到了资本主义的空间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问题。“空间障碍的消除和‘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斗争对于全部资本积累的动态来说都是根本性的，并且在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时期更是剧烈。通过向新领域的地理扩张以及建构全新的空间关系来吸收剩余资本（有时是剩余劳动力）可以说是很显著的。”[11]在《叛逆的城市》一书中，他以城市化过程为例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更为清晰的说明。“为了产生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生产剩余产品。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永远都在生产城市化所要求的剩余产品。反之，资本主义也需要城市化来吸收它无止境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联系。”[12]应该说，这是哈维在解读社会空间问题时出现的一种新思路，即看到了社会关系或社会生活的再生产过程除了能够促进政治权力本身的再生产外，还能够促进经济维度上的资本积累并以此来克服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我们知道，在当代西方学界，不少学者只是从权力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空间的生产问题的。譬如，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就具有这种观点。
比数量等价关系更深地在商品下面流传的首先是如下的信息：把自然（和人）从不确定性中拉出来，使其服从价值的确定性。这是我们可以在推土机、高速公路、“经济基础”的修造狂热中，在生产时代的文明化狂热中体验到的，这种狂热不留任何一点非生产的东西，在一切事物上都要签署生产之名，甚至不是为了增加财富——生产是为了标志，生产是为了再生产带有标志的人。今天的生产与这种代码恐怖主义有什么不同吗？[13]
也就是说，对鲍德里亚来说，由“经济基础”的修造狂热所体现出的社会空间的建构，只是为了再生产带有标志的个人，而不是为了生产财富或解决资本过剩问题。生产何种具体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社会关系再生产出来并由此而完成政治权力的建构与布展。但对哈维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城市的拓展等社会空间的建构，的确具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功能，但也有消化过剩资本并由此而促进资本积累的功能。哈维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我们仅以其中的1853年巴黎重建的例子来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