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0日，福柯开始自己题为“生命政治的诞生”的演讲。[3]在开篇之际，他首先突出说明自己政治哲学研究的独特方法。福柯说，被他指认为资产阶级“治理艺术”（Art de gouverner）的东西，并不属于传统政治学中的理论概念体系，也不是某种被自觉实施的理想化科学管理方式，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中真实发生的现实治理实践（la pratique gouvernementale）。福柯在此演讲中近180次使用pratique（实践）一词。该词成为晚期福柯十分重要的哲学话语关键词，这也反映了福柯的一种理论倾向。
要很鲜明地排除把一些概念作为第一位的、原初的、完全既定的对象（objet premier，primitif，tout donné），比如统治者（souverain）、君权（souveraineté）、人民、臣民（sujets）、国家、公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而所有社会学分析以及历史分析和政治哲学分析正是利用这些共相（universaux）来实际地考察治理实践。我恰恰将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说，从实践所呈现的样式出发，同时从它的自我反思和自身合理化出发，来考察国家和社会、统治者与臣民等这些东西如何实际地被建立起来（effectivement se constituer），并探寻它们所处的位置。[4]
显然，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方法论表述。这也是福柯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方法的公开致意。不是从抽象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概念出发，不是先去设定统治者、臣民和公民社会，而是从资产阶级17世纪到18世纪以后的政治治理实践出发，从治理与治理对象本身的具体建构和实际位置出发，去直接面对现实中的治理。这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的思考逻辑。用福柯自己的话说，叫“隐性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用库兹韦尔的话来表述，则是“福柯暗中采用了马克思的思想”[5]。我们再看福柯如下一段更深的方法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