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1月17日的演讲中，福柯说，只是在18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开始形成、思考和描绘出新的治理技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理性展开曲线中的一个拐点（point d’inflexion）”[15]。为什么？因为资产阶级的治理技艺在机制上、效果上和原理上都是新式的，其本质表现为“节度的治理”（gouvernement frugal）[16]。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对治理权力的节制，缘起于政治经济学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法则，即拒斥人为性干预的似自然性。然而在这里，福柯想让我们进一步认知到，资产阶级这种新的治理技艺的另一个重要特质，是真理（vérité），或者是“真理的塑形机制”（mécanisme de formation de vérité）。请注意，这个真理概念不是传统认识论中的范畴，而是资产阶级政治学中的新范式。而且，这个建构和塑形经济生活存在的真理场域（lieu de vérité）并不是生成于经济学家的头脑（la tête des économistes），而是客观的经济交往建构起来的市场（marché）。[17]这还是马克思那种从现实出发的逻辑。
其实，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福柯的这种言说路径是很令人费解的。对国家治理技艺的思考，先是突然提出真理问题，然后又再跳跃到现实中的市场，他到底想说什么？我们看到，福柯此处对国家治理技艺的说明，采取了完全超越传统政治学讨论的框架。他真是像马克思那样，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内部运行中来说明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转换。说彻底一些，不同于认识论的断裂，而是社会实践结构的断裂式转换。福柯说，市场在西方社会中出现得很早，从中世纪一直到17世纪，传统的市场是一个被标定为“公正的场所”（lieu de justice），从公正的价格到公正的分配，都是因为人为的管治保证了“欺诈的缺席”（absence de fraude），从而维系了市场运行的公正化（juridiction）。[18]然而，到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市场却不再是管治之下的公正化场所，这里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