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奈格里、哈特的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理论建构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大纲》，特别是其中的“机器论片断”的当代解读之上的。在他们看来，《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而其中的“机器论片断”则构成了《大纲》的核心，是一篇圣经式的经典文本。只有从这一手稿出发，才能找到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可行途径。然而，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他们的解读重心又有所不同：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奈格里主要通过对马克思关于机器大生产时代“劳动与生产过程分离”的论述，建构起了劳动与资本彻底对立的自治主义理论，实现了由劳动与资本的辩证对立到自治对抗的逻辑转变；而在《帝国》和《大众》等著作中，他们主要通过对“一般智力”和“自由时间论”的批判性解读，实现了由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变，建构起了以生命政治为核心的大众哲学。在这里，为了厘清二者的内在差异，我们将围绕它们展开细致分析。
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劳动资料必然会发展为自动的机器体系，它是“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也是“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4]。一旦资本主义达到了自动化生产阶段，一种新的劳动和奴役形式也就开始了。在工场手工业中，虽然工人被固定在某个单一操作中，但它毕竟表现为工人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过程。此时，劳动是“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5]整个生产过程，前者与后者是内在同一的。然而，在现代机器大生产中，“生产过程已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了”[6]。“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7]在机器生产中，劳动过程不仅在社会形式上已沦为价值增殖的一个环节，而且在物质形式上也已经丧失了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支配性，沦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这一点从物质方面来看，也被肯定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