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奈格里对“机器论片断”的政治解读主要集中于“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那么到了《帝国》和《大众》等著作中，这种解读的重心已发生了变化，主要集中于“一般智力”（国内学界也翻译为“普遍智能”）问题，由此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非物质劳动和大众哲学理论，实现了理论视域的全面转移。不过，与前期相比，那条自治主义的对抗逻辑依然没有改变。
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随着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不断下降，“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7]。这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8]。因此，在此情况下，资本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必然会无限度地追求“一般智力”的发展。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对象就会发生转型，即由原来单纯物的生产转变为一般智力的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19]。然而，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只要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这种科学和一般智力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转化为固定资本的内在属性，成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有力手段。“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20]资本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必然会把一切智力纳入到资本的殖民之中，实现对个人生活的全面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