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里，他们依然没有停止自己的逻辑建构，而是从非物质劳动转向了对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哲学分析，深入剖析了帝国的统治机制及其湮灭之路。不过，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这种转向依然是从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断”的批判性分析开始的。
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随着一般智力的普遍发展，“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33]。到了这时，“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34]于是，“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人类最终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对此，哈特、奈格里指出，马克思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是与他关于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者将其翻译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的理解相一致的。马克思曾依据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吸纳形式：与前者相对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与后者相对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吸纳”。所谓形式吸纳是指劳动过程只是在形式上受到资本的监督和控制，它既没有改变整个劳动过程的性质，也没有“改变实际劳动方式的性质”[35]。而实际吸纳则恰恰相反，它指的是劳动方式的全面变革。“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中，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命。”[36]也只有到了这时，劳动方式才真正成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不过，在哈特、奈格里看来，马克思关于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的区分存在严重缺陷：第一，他的这一区分仅仅局限于物质生产过程，严重忽视了资本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吸纳过程。第二，由于马克思只是将一般智力同“固定资本”联系起来，忽视了一般智力对劳动的塑形。因此，他这里所讲的实际吸纳，只不过是资本对物质劳动或体力劳动的吸纳，忽视了资本对非物质劳动的吸纳过程。第三，马克思的这一区分，实际上是建立在现代世界关于资本主义内外部的界划之上的。换言之，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把原来处于资本主义之外的异质空间吸纳到资本的统治之下，成为资本繁衍的内部空间的过程。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上述缺陷，马克思才天真地以为，任凭一般智力的发展，就自然能够冲破资本的内部空间，“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外部，一个解放的开放空间”[37]，进而实现劳动的全面解放，开创出一个从未被资本污染过的自由空间。然而，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在后福特主义时代，最为明显的事实就是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那种趋势已经全部实现，但是他所预料的那种解放结果却没有到来。知识所发挥的作用与劳动时间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之间的不平衡性，产生的并不是危机，而是一种全新的、更加稳定的权力形式。”[38]也是在此基础上，哈特、奈格里重新诠释了马克思的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理论，揭示了帝国的覆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