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奈格里、哈特对“机器论片断”的解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在当代西方左派理论中，社会批评家们往往都是从物化理论出发，强调资本的全面统治，将主体死死地限制在资本的牢笼之中，看不到主体解放的任何希望，最终形成了各种悲观主义的情绪。而奈格里、哈特则从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出发，通过对“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以及“一般智力”的当代解读，发现了曾被忽视的主体政治学，建构出了工人与资本、大众与帝国双重对抗的自治主义逻辑，重新彰显了马克思的阶级主体学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其次，他们通过对一般智力的研究，建构出了一套极具特色的非物质劳动理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为我们准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
再次，他们深层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吸纳形式的转型。马克思虽然认真考察了从形式吸纳到实际吸纳的转变过程，但由于时代限制，他的分析更多停留在身体劳动被机器体系所吸纳的过程。而奈格里、哈特的吸纳理论则实现了由身体吸纳到心灵吸纳的转变，揭示了马克思当年没有看到的东西：当前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不再只是身体上的操控，而是深入到劳动者的心灵、智力、语言和情感之中，实现了对劳动者生活和生命的全面操控。这种吸纳要比马克思那个时代更加隐蔽、更加恐怖。而奈格里和哈特看到了这一变化，并把它独立出来，赋予其独特的哲学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机器论片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复次，他们的生命权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形式的转型。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虽然工人在劳动之外的时间也是服务于资本再生产的，但毕竟工人的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是彼此分开的，从表面上看，资本家所榨取的似乎只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劳动，而不是工人的全部劳动。因此，资本统治的重心必然是在生产过程之中对工人的全面规训和控制。而到了这时，情况好像发生了变化：非物质劳动取消了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的一切界限，人的全部时间都被吸纳到资本的统治之中，人从一出生，就无法摆脱资本的殖民，它已经浸透到人的生命的全部。如果说在前者那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核心在于劳动过程的全面规训，在于物的生产，现在则是人的生命的生产。这种机制把原来神圣的、纯洁的生命的生产转变为资本关系的再生产，由此实现了从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到生命政治学的彻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