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划的缘起，无论是拉克劳和墨菲本人，还是他们的批评者，都强调其直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拉克劳和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诞生的直接历史语境。对此，我们可以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与“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阶级政治的衰落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左派政治的失利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知识氛围的变化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说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国际事件：如贝利亚事件、柏林工人暴动、给南斯拉夫恢复名誉、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波兰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上述事件的发生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形象，动摇了人们对苏联模式的绝对忠诚，进一步促使西欧各国共产党考虑本国的特殊的、区别于那些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有些党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在一系列问题上，对苏联持有明显的批评观点，从而打破了苏联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从产主义运动的一统天下”[4]。
作为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替代，曾经一度中断的“欧洲共产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通常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主张改造而不是管理资本主义社会；为国家垄断资本制度提供社会主义选择，不与这种制度溶为一体，不成为这种制度的一种政府。”[5]欧洲共产主义的这一策略遭到了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的严厉批评，指责这一主张不过是第二国际考茨基修正主义策略的翻版，“卡里略说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对它进行改造，这就意味着循序渐进的转变。而这恰恰是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对他们的战略所下的、1921年又被考茨基重新捡起来的定义”[6]。而在理论上，欧洲许多左派学者在对斯大林集权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中重新考察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经过法国政治哲学家克洛德·勒福尔和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人的努力，产生了一种以寻求不确定性和重新定义政治概念的政治哲学，“作为一名思考不确定性的思想家，勒福尔痛恨那些相信能发现、命名、阐述和穷尽实在本身的系统化思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