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对于当时的欧美左派学者而言，不仅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政治任务。因此，“左翼作家和专业学者广泛参与到以新左派为显著特征的激进政治辩论中来……以《大学与左派评论》《新明理者》还有《新左派评论》的最初几期为典型的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新思考，在诸如《新社会主义者》和《今日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杂志中复兴了”[24]。从一开始，拉克劳和墨菲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投入了这场理论争论，拉克劳和墨菲有关后马克思主义规划的大量文章就是发表在《今日马克思主义》等杂志上。从南美来到欧洲之后，与E.P.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理论家们积极投身于实际的共产主义政治活动不同，拉克劳和墨菲两人更热衷于抽象的理论研究。无论是拉克劳，还是墨菲，两人在英国完成各自的学业之后，都无一例外地将在大学进行抽象的理论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克劳和墨菲一直过着一种典型的学院知识分子的生活，很少涉足具体的政治领域。这样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时代潮流的顺应，更是拉克劳和墨菲这一代左派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们认为第一代新左派将新左派运动视为一场政治运动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主张将新左翼打造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实体的计划：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种‘思想运动’”，它与“典型的左翼或宗派组织的区别在于，它并不招募成员，而是通过争吵、辩论、议论和教育，探讨宽阔前线上的左翼政治文化”。“新左翼缺少严密的组织结构……缺少独特的党籍、规则、条例、党的纲领或‘路线’……这些特征是对列宁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组织形式批判的结果，是强调自我组织和参与政治学的产物。”[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