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明了对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态度之后，拉克劳和墨菲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任务，这就是建构后马克思主义。这一任务是通过解构并超越马克思主义实现的，然而拉克劳和墨菲的所谓解构是一种极其散漫的态度，也是一种模棱两可、暧昧不清无法加以准确定性的立场。他们自己指认“这一‘解构’并不意味着拒绝传统的彻底否定行动，而是恰恰相反：正是通过这一超越传统（但相对于传统的关系而言，却是唯一可能的）的彻底质疑，才恢复了传统（此前，该传统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范畴的本义。在此意义上，解构马克思主义传统就意味着要超越诸如‘阶级’、‘资本’等概念的欺骗性依据，并重新创立上述概念期望构建的原本综合性意义；意味着对它们所代表的极其有限选择的理论选择性的总体系，内在于它的结构自身中的模糊性（德里达所谓的‘处女膜’），虽然这一模糊性受到了强烈压制，但它还是在语境表层到处浮现出来。正是这些模糊核心的系统谱系学构架，才得以开始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并把后马克思主义建构为我们当前反思的领域”[39]。
同时，正如拉克劳在2002年12月19日写给《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中文译者的信中所强调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方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40]。很清楚，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证明新社会运动的合法性，因此他们把彻底多元民主确定为当代左派的政治策略。
当把彻底多元民主确定为左派新的政治策略的时候，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逻辑也就形成了，而拉克劳和墨菲强调这个逻辑的完成必须要“通过批评和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各个话语层面”[41]。也就是说，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构。那么，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一理论目标的呢？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劳和墨菲指出：“回到（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范畴必然导致对这些范畴的解构，即置换它们可能性的一些条件，发展那些超越具有范畴应有特征的任何事情的新可能性……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42]拉克劳和墨菲对这里所说的解构在2003年的再版序言中有过一个清晰的解释，他们借鉴了胡塞尔关于“沉积”和“再生”的区别来对他们的这一方法论进行了描述，即“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可以用胡塞尔的‘沉积’和‘再激活’之间的差别这种形式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