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权力通过知识/语言建构现实，赋予意义。何谓好坏？谁是受害者？谁对谁错？谁值得同情？谁应受惩罚？弗雷泽由此也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权力运作是政治性的，“需要”概念具有政治意涵。长期以来应如何定义人们的需要？由哪些人或团体来生产和诠释话语？这些话语背后隐藏了哪些特定知识典范？如何进行“诠释需要”的竞争？弗雷泽则把社会福利视为一个需要话语的竞争场域，不同势力争相在民主政治公共场域中试图定义“谁是有需要的主体”。被认可的需要，就有机会获得资源分配的合法性。弗雷泽指出，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对“需要的诠释”存在两套对立的话语模式，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官方统一的话语模式，它实质上是一种国家父权制，以男性的视角来诠释女性的需要，而忽视女性的经验和对需要的表达诉求，并把对需要的诠释非政治化，从而掩盖了其福利制度的性别含义。
1.何谓“诠释需要的政治”
弗雷泽认为，“诠释需要的政治”是一场政治权力的竞争产物；谁取得了定义需要的权力，谁便能主导政策设计的走向。弗雷泽指出了“诠释需要的政治”的重要性，它将使人们不仅关注物质再分配，还把它上升到一个政治和社会议题，从而呈现出多元话语主体以代替单一的“象征秩序”。[14]“诠释需要的政治”可以对新自由主义依赖市场调节的路径进行批判。当一个声音公开要求国家满足社会需要时，就有可能改变舆论。女性、工人和有色人种“坚持公开讨论被去政治化了的需要，并将其作为合理的政治议题，能够同时起到若干作用。首先，他们挑战的是将‘政治’与‘经济’和‘家庭’分开的既成界限。其次，他们提出的是以不同的逻辑链诠释的不同的自身需要。再次，他们建立了新的公众话语，为的是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公众话语来宣传自己对其需要的诠释。最后，他们对霸权式的诠释和交流方式进行了挑战、修正和替代”[15]。简言之，弗雷泽的“诠释需要的政治”概念提供了一种将需要政治化的理解架构，直接挑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福利政策过程中的政治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