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泽指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诠释女性需要的话语模式是统一的、男权的和去政治化的。在这种语境中，“诠释需要的政治”将以一种更为民主的方式开放，以包容相对弱者并挑战由专家决定需要的排斥性力量。
1.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统一话语模式的批判
弗雷泽提出以“诠释需要的政治”来解释福利政策的演变，有关福利的话语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对需要的诠释，并在公共领域中争取影响国家政策的主导权。因为福利政策都涉及照顾责任的分配，以家庭/市场/国家的三角关系来看，社会福利话语的演变其实就是照顾责任界线的定义与再定义历程。在弗雷泽的“诠释需要的政治”分析架构中，福利政策是不同话语间相互争夺后的结果。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弗雷泽特别关注“需要话语”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角力。[20]弗雷泽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对需要的诠释存在相互竞争的三种话语模式。第一种是下层反对的话语（oppositional discourse）。来自于下层的反对话语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认同，将隐藏在私人领域的需求公共化。来自下层的人民极力主张和申诉自己的需要，“例如，当女性、工人和/或者有色人种对抗他们的从属身份和地位，以及过去指派在他们身上和/或者他们接受了传统的、具体化的以及不利的需要解释时，需要就政治化了”[21]。第二种是主张“再私有化”的话语（re-privatization discourse）。这是因第一种话语而产生的话语。此话语维护既有的政治、经济和家庭领域的分离，反对国家提供福利；企图重新诠释政治化议题，即再去政治化，在政策上赞成缩减，反对通过团体抗争扩大权益与福利服务的要求。第三种是专家话语（expert discourse）。它与社会问题解决、制度建构及专家团体的形成相关联。“专家需要话语是把完全政治化的、失去控制的需要转换成国家潜在干预的对象，并且与知识生产和运用的制度化密切相关。”[22]同时，福利国家的各个机构在诠释需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构成社会福利制度的各种机构不仅提供物质援助。它们还以一种对规范的、不同价值的性别角色和性别需要强有力的诠释模式的策略，在最大程度上提供了顾客和公众”[23]。福利国家的各个机构都是为现在的自由主义盛行时期的国家统一话语服务的，它以国家制度权威的方式裁定女性等从属群体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