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女性主义者批评福柯的理论有否定女性主义政治的危险：福柯的思想如何能导致政治实践？如果每件事情，包括需要和欲望都成了话语上的工具，那么在社会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由此，批评家也质疑弗雷泽的“诠释需要的政治”理论会弱化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实际上，弗雷泽一直试图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更大的社会运动和斗争联系起来。她坚持认为：“我们能够在何者是对需要的‘较好’解释、何者是‘较坏’的解释之间做出区分，这是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政治理论的一个要素。”[29]但弗雷泽也强调自己与福柯的不同：“私有化的一方主张取消福利，新社会运动的一方试图使其民主化。因此，我认为问题在于技术的治理化力量、无政府主义的私有化力量和解放运动的民主化力量这三方的斗争。即使如此，我也认为福柯提供的是片面的图景，因为他只考虑到第一个方面。结果，他有效地强调了福特制福利国家规训的一面，而不是解放的、进步性的一面。我想把这两方面整合起来进行解释。”[30]
美国学者佩格·蒂特尔（Peg Tittle）则把弗雷泽的“诠释需要的政治”看成一种身份政治。“弗雷泽的‘哪里有不公平，哪里就有需要的诉求’变成了‘哪里有不公平，哪里就有身份的诉求’”，女性参与表达和争论自己的需要也是女性主体身份的一种象征。她还总结了弗雷泽“需要的政治”的三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部分：“一是对某一需要的政治地位的肯定或否定，即把需要的合法性上升为一个政治议题；二是对需要的诠释，即定义需要和定义满足需要的权力；三是需要的满足”，并把这三个部分转换成“身份政治的合法性、定义身份、满足身份的承认”。[31]蒂特尔充分肯定了弗雷泽把资本主义福利社会对女性需要的诠释模式看成一个政治问题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