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传统的马克思理论研究中，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其特殊性，这与该用语的日文译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平田清明认为，日语中的“市民”概念是一个完全没有历史沉淀的外来译语，所谓“bourgeois”指的是中世纪自由城市（bourg）中的人（gens）。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从领主控制的农村中脱离出来、自由地形成城市的商人与手工业者，同时还具有主体通过斗争获得主权成为自治人的人格特征。而在日本的日常话语中的“市民”，指的一般是明治之后市町村制中的“市”这一行政区内的居民。此时的“市民”，实际上是该行政区的拟主权持有者，即该地区的居民，基本等同于拟“公民”（citoyen，法语），在含义上已经脱离了欧洲语境中的意义。
由于日本原本就没有区分“市民”（bourgeois）与“公民”（citoyen）两个概念，因此很容易将两者视作同一概念，将“bourgeois”译成日文中的“市民”，而这正是产生这种混乱的源头。不仅如此，平田认为欧洲的市民是私人个体，当其私人性获得政治自治的支持后，私人个体将自然而然向资本家的私人转化。因此，市民实际上是价值关系向资本关系的自我转化的人格承载者。鉴于此，平田清明认为无论是译作“布尔乔亚”还是“市民”，都避免不了其局限性。“布尔乔亚”的译法排他地表示了向资本家转化过程完成之后的私人，而“市民”的译法则指向资本家转化过程之前的私人。[12]在传统的日本学界，“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词常被译作“布尔乔亚社会”，而此时的“布尔乔亚”概念基本等同于“资本家”概念，因此，日本学术界往往将“布尔乔亚社会”直接指认为“资本家社会”，这也使得“市民社会”“资本家的社会”“布尔乔亚社会”三种不同的译法在各种译本中交替出现。这种马克思著作的日文译版的最初状态让读者困惑不已，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本人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