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清明强调市民社会是一个与资本家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概念，主张近代社会的形成是“市民社会向资本家社会的不断转变”，这是平田所认为的市民社会的第三层意义。针对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中的诸多问题，平田指出，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将关注重点放在资本家对劳动者的阶级对立一元论，以及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一元论上，这一视点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等同于市民社会=布尔乔亚社会=资本主义，从而完全否定并批判市民社会，这是当时解读马克思文献时极易走入的误区。在平田看来，“简单地从阶级一元论上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理解，才是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27]。“市民社会”在欧洲语境中指的是布尔乔亚社会，而布尔乔亚社会指的又是资本家社会，因此很容易将资本家社会直接指认为市民社会。然而，平田认为，市民社会首先应当是人以市民的形式进行彼此间交往的社会。这里所谓的市民，指的是日常经济生活中自由平等的具体的人。唯有这样的市民关系形式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形成市民的资本家社会。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西欧理性的产物，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理论，这一针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普遍性批判理论，对于西欧之外的国家是否也具有适用性的问题，受到了平田清明的关注。在近代欧洲，市民社会存在于资本家社会的基底，对社会和历史的理解必须从市民社会与资本家社会两层意义上加以理解。平田清明对马克思《资本论》准备时期、第一卷完成时期以及第二卷执笔时期的观点进行比对分析，发现《资本论》中批判的资本主义，是“近代”欧洲市民社会史中市民社会向资本家社会的转化过程。如果说市民社会是近代欧洲的第一次社会形成，那么，资本家社会则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第二次社会形成。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是一种扬弃了市民社会关系的资本家。因此，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使用了“资本家的市民”（bourgeois capitaliste）的说法。平田认为，“市民社会向资本家社会不断转变的过程中，现实的市民社会依然存在，而资本家社会也同时存在。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概念本身就包含了资本家社会这层含义。”[28]换言之，在平田看来，马克思所谓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区别于资本家社会的社会，并不是说在资本家社会形成之前的某一个历史时期即称之为市民社会，现实的社会是在市民社会向资本家社会的不断转变中逐渐形成的，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市民社会阶段。平田认为，马克思所指认的“近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市民生产方式与旧时期生产方式交锋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市民生产方式向资本家生产方式的自我转变过程。前一过程中，随着共同体的被破坏、私人所有的形成，个体所有不断发展，但其代价是丧失了个体原本具有的共同性。而后一过程中，多数的直接生产者的私人所有被少数的大所有者占有，个体所有也逐渐形式化，以资本家领有形式存在的私人所有逐渐普遍化，其主要特征是由资本家私人所有所形成的协作、生产资料成为事实上的社会所有。市民社会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家的生产方式，通过重构“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丧失的共同体，并将形式化的个体所有“真实化”，即重建个体所有与共同所有的统一，最终形成与之相对立的共产主义这一人类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