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化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反映的正是社会科学通过经验科学的发现，来重构自身研究方式的动态过程，其本质特征也彰显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内在的密切关系，这也使得我们有必要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质及其连续性关系，给予重新认识。因此，透过社会科学“自然化”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是我们断然不可忽视的必要前提。
第一，自然化为当代社会科学本体论的“统一”提供了可行途径。相比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由于其独立发展的时期各异，因而长期处于不相统一、彼此分离的状态。为此，金蒂斯（Herbert Gintis）指出，“社会科学是有缺陷的，因为社会科学从不同视角研究人类行为，这些视角之间并没有一致性可言”[14]。可以看出，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方式的多样性，就必然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多学科通力合作，这就对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思维观念的多学科解决模式提出了要求。需要强调的是，多学科解决模式关涉科学的统一性问题，“而科学的统一性依赖于世界本体论的统一，因为世界正是科学所描述的对象”[15]。因此，社会科学自然化的一系列讨论，引发了对本体论自然主义的极度关注，20世纪下半叶，人们热衷于对社会实体本质的探讨。社会表征、社会建制、社会规范、共同行动、集体意向性，已成为诸如达尔文的模因理论、斯波伯的表征的传染病模型、塞尔的作为建构性规则的制度性理论等自然化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
事实上，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各个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经历了一种“认知转向”。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哲学不仅关注认知主义本身，或者说应该如何理解认知主义，而且更关注自然化的问题：如何以恰当的方式自然化心灵与社会—文化世界，此问题已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哲学的核心论题。[16]与自然化密切相关的是基础个体主义问题，所谓基础个体主义，其主要关注运行于个体基础层面上的过程的状态，比如神经—生理过程、机制的文化过程等。实质上，基础个体主义问题的求解，恰恰为社会科学本体论的“统一”提供了一种求解模式。斯波伯对文化的解释，就是基于基础个体主义策略，提出一种机制的、自然主义的进化进路，即传染病学进路，其主张文化现象的适当理解与传播，需要深层次理解所涉及的心理机制，这就如标准的传染病学现象的适当理解，需要深度理解个体病理一样，这种传染病学进路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真实的自然主义本体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