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个基本问题
近代思维传统在其工作的门槛前使哲学面对三个现时性（aktuell）问题：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希望什么？其中第二个问题可视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它是总的人的问题的一种形式，赋予伦理学以“实践”哲学的品格。这种提问形式想要超出对现实东西（Wirkliches）的单纯认知性把握，但终究显得不及人的渴求与希望所指向的东西。它不依赖于可达成的一切保证，不依赖于对有条件者与可把握者的知识，同样不依赖于对最遥远者、终极东西以及绝对的信仰，内在地处于生活的坚硬现实性与愿景式眺望的悬浮理想之间，它本身并不转向现实的东西，不过却与现实性相近，甚至既不是理论，也不是渴求，却永远接近现实的东西，并从被给予的现实东西出发发问，乃至它的眼前永远都是被给予者中的非现实东西的现实性。
“我们应当做什么”这个问题是从与我们最切近的东西中，从朴素的日常生活之流中产生出来的，这绝不逊色于从个体（Einzel）偶尔一次所面对的重大的、要做出决断的生活问题中产生出来的。诚然，后面这些问题，使他经历了只此一次、绝不再悬置的赞成和反对的艰难时刻，把他由半意识的随波逐流推升到其生活的聚变之中，从而透视到不可推卸又无法预见的责任。但是，实际上琐细事情也莫不如此。因为我们面临的事态（Sachlage）无论琐细还是重大都表现出同样的面目：它迫使我们做出决断、采取行动，而且在必须做出的决断面前不容许有任何逃避。但是这却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样做决断，要做什么，以及我们应当承担并应该愿意承担何种后果。
每时每刻我们都要面对“我们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在每一种新的境遇中这一问题都会重新向我们提出来，在生活中我们都要逐步地重新回答此问题。这是无可逃避的，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减轻我们在此问题上的负担，推卸回答它的必然性。甚至，对于日日常新的问题我们的行动以及现实的举止也要给予日日常新的回答。因为行动常常已经包含了我们中意的决定。即便我们事先没有意识到它，事后在行动中也能认识到它，也许还会为此感到后悔。因为在每一次的赞成或反对上我们是否做得正确，毕竟不在问题之列，亦不构成境遇的一部分。对此，不存在必然性，也得不到他人的指引。在这里任何人都要依靠自己，独自且由自身而做出决断。如果他做错了，就要独自承担责任和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