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19世纪20年代前的激进主义时期同其后的宪章运动时期作一对比就会发现，19世纪20年代这10年似乎令人奇怪地平静——温吞吞的繁荣状态下的社会太平。然而多年之后一名伦敦小贩告诫梅休说：
人们以为一切平静，万物也就停滞了。但实际上，宣传运动一直在继续进行着。正是在一切平静的时候，种子开始发芽成长。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推行他们的主张。[2]
在这些平静的岁月里，理查德·卡莱尔一直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工会力量在成长壮大而且反结社法也被取消了；理性思想、合作社实验以及欧文理论都在发展。在这些年月里，个人与团体都力图把我们曾描述过的两方面经历——工业革命的经历以及大众激进主义的暴动和失败的经历——上升为理论。在这10年快结束时，腐败的旧制度和改革之间展开了决定性斗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讨论劳动人民对其利益的意识以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状况。
把这些年的大众激进主义描述为一种思想的文化是有道理的，自修者的明确意识首先是一种政治意识。19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人的正规教育并没有超出读、写、算的范围，但这绝非思想萎缩的时期。在城镇，甚至在村落，自修者的热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散工、工匠、零售商和职员以及小学教员以几个人或小组的形式一直在自己教育自己。他们的书籍和教员常常是宣传改革的。一个通过读旧约全书而学会识字的鞋匠，会苦读《理性时代》；一个小学教员所受的教育几乎全是宗教训诫的，现在则试着读伏尔泰、吉本、李嘉图的书。各地的激进派领袖、织工、书商和裁缝都有大量的激进主义刊物，而且还在学习如何使用议会蓝皮书。目不识丁的劳工则每周去酒馆听别人宣读科贝特的编辑信件并且参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