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学生时代的马克思在1836年来到柏林的时候，黑格尔已经去世5年了，但是他的精神却依然在主导着每一个人，仿佛他还在那儿一样，他的目光好像在透过每个人的肩膀凝视远方，甚至包括他的敌人们。青年马克思在给他的父亲的信中写道，他本人已经被越来越紧地拴到黑格尔的身上了，尽管后者有着“非常怪异和不流畅的旋律”。在黑格尔左派的影响之下，然后主要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马克思从精神走向了人。接着他又从观念走向了需要以及为满足需要而施展的各种社会计谋，从理智的运动走向了起源于经济利益的现实运动。但是如果马克思是以这种方式使黑格尔以脚立地的，那么黑格尔也将表明他至少并不是对这些所谓的“原型”不熟悉。这位伟大的唯心主义者一不留神所讲出来的一句话在这里就是最恰当的例证——对于这句话，不仅是青年马克思，就是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的老年马克思也会强烈表示同意的。1807年，当黑格尔在班贝克以做编辑为生的时候，他在给他的一位在耶拿的朋友克奈贝尔少校（Major Knebel）的信中写道：“经验已使我确信圣经格言的真理，我已把它作为我的指导原则：先求肉和衣服，然后上帝之国就会自己加给你。”当然实际上马太福音说了刚好相反的东西（“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但是这句引文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也可以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得到证实）那个富有成效的洞见，即为了使之具有革命性，黑格尔的思想并不总是需要太多的颠倒。
正是这个颠倒的过程，也是我们对于黑格尔所关注的最主要的事情，只有对于作为辩证法家的黑格尔来说才最适合和最可行。因为，在一个辩证法家的能力范围之内，他曾允许那些只有通过身体和现实的人而发生的过程来通过观念发生，他还经常让那些只发生在具体的存在关系中的事情被反映在观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如他后来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所说的）“通过把它改造为对于自然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读”拯救了这种一般的辩证的合法性。对于马克思来说，具体化了的辩证法控制着他的所有的分析，笼罩着他的所有的希望，这既体现在新的东西对包围着它的层层硬壳的突破中，也体现在对某种无论如何都会留存下来的超越的东西的保守上。正是这些，使得马克思与所有的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者们相反，他把苦难不仅仅看作苦难，而且看作是转折点。这种具体化了的辩证法使马克思确信无产阶级必须不仅仅被当作对人的否定，而且——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所承受的极端的非人化——它必须被视为“否定的否定”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