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革命的重复不仅仅是拙劣的模仿，更是原来的漫画的漫画。但另一方面，它唤起过去的死者是为了帮助现在的生者，使他们从危险的力量中摆脱出来：
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26]
只有通过梦想，才能从过去的梦魇中唤醒革命，因为过去是它们所创造的。只有通过把瓦尔特·本杰明所说的受惊吓的天使（angelus novus）充满恐怖的脸转向过去，革命才能通过历史的风而吹入到未来的领域。对于资产阶级和本雅明来说，过去都是同一回事，必须迫使过去服务于现在；经典的传统被异端地挪用或加以改写，以便救赎现世。革命党不仅是暴虐专制的政治父母的后代，也是其同宗兄弟姐妹的后裔，这些前辈们在自己的时代篡位夺权，并且把某种危险的力量遗传给后代。在统治阶级历史的另一面，有一种兄弟般的团结横跨过虚空，本雅明将其称为“传统”。因此，循环不已的过去既是鸦片又是鼓舞人心的东西——窃取它的“气息”，正如本雅明所指出的，可以通过震惊性的“星座化”而暂时中止历史时间的顺利流逝，允许在目前的政治需要与过去的瞬间之间建立一种突然闪现的神秘的一致性。[27]
《雾月十八日》接着将资产阶级暴动的符号学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加以比照：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