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一个丰富且复杂的乌托邦历史看作是发散的时间演变。黑格尔就是一个明显的代表。他的指导精神被超验辩证法（一种在“既—又”逻辑基础上展开的辩证法）描绘为物质的和具体的。当自在之物成为自为之物时，它们就改变历史。有趣的是，历史的终极状态被表示成一种空间化的隐喻。道德或审美状态是世界精神演变的终点。马克思有时会遵循这种思维方法，虽然它并不是时代精神而只是起着指导作用和积极的阶级斗争。当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时，历史也是这样向前发展，向着后革命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完美状态发展，国家最终也会消亡。在这两种情况中（很明显，我把它们简单化了），作为空间形式的最终固定状态（事先未被明确说明）是通过某种特殊的历史过程观念获得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特殊样式的时间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空间形式，而莫尔却给了我们空间形式而不是过程。
当然，对这种无固定地点的目的论还存在着许多争议。例如，威廉·布莱克和克尔凯郭尔都坚持认为，辩证法应该被理解为“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结果，历史就成为一连串有关存在的或政治学的选择，这些选择不具备必需的导向性逻辑或任何清晰可辨的终结状态（Clark，1991）。换言之（而这正是我将要返回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习惯于迷失在无限开放方案的浪漫主义之中，在那种方案中，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在空间和地方之中）的点。
具体说来，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历以及后来的著作常常受黑格尔先验主义的“非此即彼”辩证法而非“既/又”辩证法所吸引。在支持巴黎公社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所基于的理由是当时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他突然转向彻底支持它则与他的可以“非此即彼”又可以“既/又”的双重辩证观有绝对关系。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在某一给定的地点和时间内革命或不革命的潜在后果，并在这种目的论的支配下屈从于一种更加偶然的历史演变的意义，即使阶级斗争仍然是历史的动力。正如他就这个主题在给库格曼的一封著名的信中所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