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描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图景，寻找其学术地理中的主要脉络和创新趋向，从中探索中国学术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的深刻经验和路径机制，需要有科学的方法。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着眼于“思想出场的逻辑”，需要出场学视域，即把所有思想史、学术史与真实时代之间的本质性关系按照出场逻辑来阐释的方式。
系统梳理研究方式和发展脉络的多样性是必要的，但是各种方式的重要性程度却绝非等价。历史描述性研究是相对初始和基础的方式。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往主要散见于专题、人物、事件、活动、关系、文本解读等的分门别类研究中，历史描述性方法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搜集整理所有的学术史料，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和学术编年方式将其转化为一种首尾一贯的通史通论的前沿描述。建立相关的数据库并建立对各种相关数据的表象的基本联系，是做进一步深度挖掘其本真关系极具重要性的基础和初始台阶，但绝不是其研究的完成形态。因为这一研究的基本特点，就是例数所谓相对重要的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介绍，将学术史仅当作当年列宁所批评的“人名和书名”的历史，或者如科林武德所批评的“剪刀+糨糊”的历史。这一历史只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完整的表象”或“感性的具体”，而根本无法到达“理性具体”。分列的学术史描述（如哲学史、经济史、社会主义史等）之间根本不见思想的流动逻辑。
“方法论自觉”需要超越历史去寻找另一种重新书写方式，就是穿透“完整的表象”而达到“抽象的规定”，即把握创新学术史所依赖的研究范式。之所以如此，第一，所有创新，都隐含和依靠着一种研究路径或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无论是就观点、理论、方法，还是就体系、形态，其成熟阶段都是方法论自觉的产物，都与一定的研究范式相关。范式作为创新研究的思维工具，一定的学术群体共同遵守的特殊方法论路径和特色学术规范，对于这一群体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的推进是有重大意义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没有方法论自觉，任何理论创新都将是盲目的。马克思曾经这样来阐释工具对于人类发展的重大作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将辩证法称为他们最好的思维的劳动工具。研究范式同样如此。通过研究范式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的测量器和指示器。第二，范式总是时代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学术见解、学术观点和理论创新的根基和灵魂，也是学术史坐标和图谱的轴心。以范式为切入点，准确把握学术史的范式图谱构变，就可以循此脉络深度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学术史。第三，创新研究活动落在研究对象上，动的形式最终表现为产品静的形式，而范式作为研究活动的工具，也作为最高研究产品，能够以自己存在标志着研究水平。根据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锁钥”的“从后思索”方法，基于当代范式图谱构变的高度，就可以追溯、透视和总结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而书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既可以按照自然历史顺序从1949—2015年，更可以按照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方法，即“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的方法，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最繁荣、最创新、最发展的经典时代来反观百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