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场的主要方式。为了深度说明的方便，本节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为重点范例。在此，我们需要科学辨识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的成因和演变史、范式的基本特征和构成要素、范式的存在结构、范式的创新功能和基本缺陷，才能对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的理论创新功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其范式发展的前景做出相对可靠的预测。
分析这一范式出场的历史成因和演变史，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为了准确、全面、迅速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在这一方面，教科书有其他范式所没有的优势，强调对象性、逻辑性和完整性。第一，教科书以直截了当、相对成熟的教科书语言来准确阐释和界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和“如何是”。开宗明义，让广大干部群众一目了然。第二，教科书逻辑相对严谨，循序渐进，便于人们由浅入深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第三，教科书话语体系完整，“一书在手，应有尽有”，更便于人们较为全面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因此，教科书特别是“权威教科书”不仅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喜爱，也因此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教科书的普及率、影响面远远超过其他范式。因此，教科书这一形式的生命力之所以经久不衰，原因就源于此。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加快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学界深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翻译出版苏联权威性教科书就成为当务之急。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1954年8月问世后就被中国翻译出版（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康斯坦丁诺夫主编本）于1958年出版后也很快在中国翻译出版。毛泽东同志在认真批阅了苏联教科书，连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联共（布）党史》基础上，发表一系列读书谈话，不仅深入地评价了这些重要著作和教科书，而且要求中国学界也要结合中国国情，编写自己的教科书。[4]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教科书热”大致出现在三个时段：第一时段是20世纪60年代，在教育部倡导和精心组织下，在先后编纂出版六种教科书的基础上，教育部委托艾思奇，集六本教科书的主创人员精心编写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为经典的教科书。第二时段则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中国人民大学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标志，开教科书改革路径的先河。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出版了各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大约712种，发行量累计突破12000万册。第三时段从2004年开始，作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要内容，新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2009），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始终成为我国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成为培养和造就几乎所有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摇篮。深度描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哲学教科书改革的历史图景，我们关注的旨在以下几点：第一，这一范式出场的深层原因；第二，这一范式的基本特点和创新成就；第三，这一范式的内在问题和基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