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究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建立如何汲取全球思想精华并创造中国特色？第二，这一创新的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解答，需要考虑思想资源来源的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建构不仅需要实践探索，更要凸显理论自觉；理论自觉不能凭空地理论想象，更需要在实践检验中批判地消化汲取一切传统和当代的优秀的思想资源。在汲取相关思想资源中，我们不仅需要汲取西方的，而且要汲取东方的；不仅要研究非马克思主义的，更要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在治理体系的思想地图上，我们的理论坐标应当是全方位的，我们的思想触角应当保持着高度的开放性。我们需要对话，因为只有对话才能有源头活水；我们需要全方位对话，因为只有全方位对话，才能保持我们的思想之光如无影灯般，因思想资源来自各异的角度而无影遮蔽。对话对象来自古今中外，我们需要全球视野；我们在话语中需要坚守立场，因而我们的思想有中国特色。
中国新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当然不仅是政府和市场失灵的产物，更是复杂现代化变量的回应性产物。前现代的传统中国治理方式、西方的各阶段治理方式、马克思主义的治理思想都可以对应地找到发挥作用的机理。
西方围绕治理问题有一系列的理论。我们需要厘清一条西方的思想资源的思路：从早期的启蒙现代性关于国家分权治理的思想，亚当·斯密的“守夜人”的思想，到马克斯·韦伯“精密机器论”的社会管理的经典现代性理论，T.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论，到后现代的西方的社会治理理论，再到多元主义政治学与法团主义政治学、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政治学之争，应当有林林总总的思潮和理论需要我们全面梳理。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需要积极借鉴西方的理论史的合理思想，也需要与西方思想家全面对话。但是，国家治理体系理论绝不是西方学术思想的简单跨界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