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胡塞尔对哲学史的目的论解释，整个近代哲学就是先验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笛卡尔是“先验哲学的动机”的创立者，其“彻底的怀疑的悬搁……实际上是一种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彻底主义”（VI，77）。在胡塞尔眼中，笛卡尔是其先验现象学的先驱，他“给近代打上了标明它向先验哲学发展之趋向的烙印，我思，依据其深刻的意义来理解，肯定可以被看成对先验主体性之发现的最初形式”（VII，241）。但是，笛卡尔的沉思自身始终为一种几何学的或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理想所支配。因此，尽管他向“我思”的回溯标志着一种哲学上无前提的彻底主义，但怀疑和“我思”的全面实施只是用来强化客观主义。结果，“我思”被等同于实体性的心灵。由于仍完全囿于客观主义的成见，笛卡尔没有成为先验哲学的创始人，他在自己所开启的先验主义门槛上止步不前。因此，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尔哲学兼有客观主义和先验主义的两重性，由此开启了近代哲学发展中先验主义与客观主义的斗争。
通过对哲学史的目的论考察，胡塞尔指出，构成“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憧憬”的是笛卡尔的“先验哲学的动机”经由“休谟问题”的悖谬性而向其先验现象学的发展。尽管他坦承，康德在全部哲学史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其不朽的意义就在于“一种原则上新的此外还是严格科学的对于世界之意义的解释的‘哥白尼式的’转向”（VII，240），但是，笛卡尔所创立的“先验哲学的动机”的真正继承者是休谟。康德并“不属于从笛卡尔开始经过洛克持续地产生影响的那条发展路线”（VI，93），因为“康德从来也没有深入到笛卡尔基本研究的精奥之处”（VI，102）。同时，尽管康德宣称，是休谟将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但在胡塞尔看来，“康德不是休谟的后继者”（VI，94），“康德所理解的休谟并不是真正的休谟”（VI，99），因为他没有看到“隐藏在休谟怀疑论的悖谬性中的动摇客观主义的哲学动机”（VI，91）。而正是这种哲学动机使休谟成为笛卡尔“先验哲学的动机”的真正继承者。究其根源，则在于康德囿于传统理性主义的坏的遗产而将先天看作主体的权能。在胡塞尔看来，“他缺乏真正的先天概念”（VII，402），而流于一种先验的—心理学的杜撰。在胡塞尔那里，所谓“真正的先天概念”不仅是厘清先验现象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界限的根据，而且为其开显先验现象学的致思路向提供了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