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可以说是一切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憧憬。”这是胡塞尔站在先验现象学的立场审视哲学史上一座座思想丰碑时的论断。“具有令人惊异的深刻性的笛卡尔的基础性思考已迫近现象学；然后它又出现在洛克学派的心理主义中；休谟几乎踏上了它的领域，但失之于盲目性。而第一位正确地瞥见它的人是康德……”（III/1[1]，118[2]）同时，他又鲜明地强调一切传统哲学的非科学性，而“不能承认某一种历史上的哲学是具有最终有效性形式的哲学，即具有哲学绝对需要的最严格科学形式的哲学”（VII，6）。在此张力中，胡塞尔的现象学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哲学立场。
为了实现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理想，胡塞尔同时在多个方向上面临近乎悖论的境地。在《逻辑研究》中，他借助本质直观（eidetische Anschaung），克服观念（Idee）的自然化（Naturalisierung）倾向，旗帜鲜明地反对心理主义；但他又绝非柏拉图式的观念实在论者。在那里，他处于心理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简称《观念I》）中，他借助先验还原，彻底消除意识的自然化，为本质的—直观的描述开启了无限的纯粹意识的疆域；但是，他同时又与各种形式的独断论毫不相干。他在怀疑论之“悬搁”的光芒中明察到自然的、科学的和一切哲学的素朴性和独断性；同时，却在这种素朴的和独断的真理要求中拒绝任何怀疑论的立场。在这里，他又站在了怀疑论与独断论之间。他的直观明见性（Evidenz）原则坚持了彻底的直观主义立场，因而与传统的理性主义保持着距离；但是，他同时反对英国经验论的感觉主义倾向，这又迫使他在经验主义与传统理性主义的张力领域中寻求立足点。他信奉意见（Doxa）与知识（Episteme）的传统对立，主张回到希腊人的哲学观念；但却在明见性的真理中为一切素朴的信念奠基。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他明确批判历史主义，最终却又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简称《危机》）中为其哲学寻求一种历史的—目的论的解释。于是，他又处于相对主义与传统的绝对主义的张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