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德国，但我们无需“乡愁”或“乡恋”，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世界性的精神产品，并非仅仅属于德国和西欧。所以，“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恩格斯语）可是，我们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产生时主要是反映了西欧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反映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更多地吸收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然产生一个民族化的问题。
恩格斯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明确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改造世界的功能。
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这一“移自外域”的理论“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语），从而向中国人“靠拢”，成为中国人民认识历史、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必然包含着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否则，就难以中国化。所以，毛泽东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