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都承认自然必然性，因为人们在自然界中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重复性：日月运行、春去秋来、花开花落、生生死死……。然而，对历史必然性的探讨，却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成为各派历史哲学斗争的焦点。这是因为，人们在历史中往往看到的是事物的单一性：历史事件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人物也是独一无二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中国辛亥革命……罗伯斯比尔、林肯、孙中山……然而，就在这种不可重复的单一性后面存在着可重复的历史必然性或规律性。戊戌变法是“一”，但改良、改革作为社会现象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法国大革命是“一”，但资产阶级革命作为社会现象在近、现代历史上却重复出现；作为历史人物，罗伯斯比尔、林肯、孙中山是“一”，但作为历史现象，时势造英雄却不断重演……。
这表明，要把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必然性三个概念加以区分。历史事件是“一”，历史现象可以是“多”，在这“多”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历史必然性。
真正开始探讨历史必然性的，是意大利思想家、“历史哲学之父”维科。在历史哲学的开山之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维科把人类历史的中心从神移向人本身，并确认了历史必然性的存在，即各民族的发展都必然经历神权、英雄和人权三个阶段。然而，维科在提出“人类创造历史”的同时，又提出“上帝创造自然”。这就以一种新的形式制造了自然与历史对立的神话，并开启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的先河。
黑格尔把维科之后的历史必然性观念系统化了，但同时也神秘化了。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必然性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体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从古希腊到日耳曼的不可逆的过程；历史必然性有“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目的”，因而是在历时性的单线过程中表现其决定作用的，它君临一个民族的机会只有一次，在它的轨迹之外或在已经经历过它的一定阶段的民族那里就没有历史了，因此，历史必然性只有历时性、单线性的特征，而不具备重复性、常规性的特征；绝对理性和人的活动“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但历史必然性是先于历史而预成的“绝对计划”，人只是实现这种计划的“活的工具”。黑格尔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由于他把人仅仅看作是实现历史必然性的工具，因而在实际上彻底剥夺了历史的属人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