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时，的确强调历史必然性，确立了历史尺度，但马克思并没有否定伦理原则、价值尺度，而是把伦理原则、价值尺度置于历史尺度的基础之上。为此，马克思提出了两个相关的观点，即“从纯粹人的感情上来说”和“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价值观与历史观、伦理原则与历史尺度的统一。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是运用价值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来评价东方社会及其历史命运的。
马克思深切地关注着东方社会所遭受的特殊的悲惨命运：“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马克思怀着极大的义愤，从人道主义情怀出发，痛斥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海盗式的掠夺行为，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的野蛮本性和极端虚伪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在马克思看来，西方资产阶级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欧洲式的专制”，使东方社会的“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苦与屈辱”，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东方社会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啻是一场灾难，而且这场灾难同过去所遭受的所有灾难相比，“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也不知道要深重多少倍”，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如同19世纪初的德国那样，东方社会“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东方社会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