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些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马克思哲学产生于19世纪，它适应了那个时代，同时又超越了那个特定的时代。一种仅仅适应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
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中一些重要理论的内在价值凸现出来，同时又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当代意义透显出来了，当代哲学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哲学。福柯认为，在现时，研究历史要想超越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是不可能的。詹姆逊指出，马克思哲学“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它提供了一种“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德里达断言：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
福柯、詹姆逊、德里达对马克思哲学的评价是真诚而公正的。在当代，无论是用实证主义、结构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还是用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乃至现代新儒学来对抗马克思哲学，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在我看来，这种对抗犹如当年的庞贝城与维苏威火山岩浆的对抗。马克思哲学的确是当代“惟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仍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马克思哲学研究越来越趋于“冷寂”以至衰落。这种观点看到了某种合理的事实，但又把这种合理的事实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
同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中“全民学哲学”的“盛况”相比，目前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确显得较为冷清，许多人对马克思哲学持一种冷漠、疏远的态度。但是，我不能不指出，改革开放之前的哲学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是一种受功利主义支配和领导人好恶引导的假性繁荣，其中，不乏对马克思哲学肤浅甚至庸俗以及急功近利的运用，而目前所谓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冷寂”，实际上是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一种深刻反思，是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一种学术回归。具体地说，国内哲学界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反思，以及通过对哲学的重新定位完成了这种学术回归。在我看来，正是这三个“批判反思”以及“重新定位”促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成熟。换言之，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冷寂”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的衰落，相反，它预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