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章中曾描述了18世纪从前人那继承下来的狭隘而又富有效率的科学概念体系对于当时所产生的影响。这一体系是与创立奥古斯丁（Augustinian）神学非常相似的思想的产物。新教的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和天主教的詹森主义（Jansenism）都展现了人在不可抗拒的圣宠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当前的科学体系也展示了人在不可抗拒的自然机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神性的机械论和物质的机械论是范围局限的形而上学和逻辑清晰的智力产生的怪异问题。17世纪也有天才，也将混沌的思想清理了一番。18世纪继续以无情而高效的方式进行清理工作。科学体系比理论体系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人类很快就对不可抗拒的圣恩失去了兴趣，转而欣赏起效用高的工程学，工程学就源自于科学。在18世纪的前二十五年，乔治·贝克莱对系统的整个基础提出了他的哲学的批判，但他没能搅动思想的主流。在上一章中，我发展了与他平行的理论，这个理论最后引导出一个思想体系，即把自然建构在机体的概念之上，而不是物质的概念上。在本章中，首先我打算了解文化界人士是如何看待机制论和机体论对立的。只有在文学中，人性的具体外貌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发现一代人内心的想法，就必须去阅读文学著作，尤其是诗歌和歌剧等更为具体的形式。
我们很快发现，西方人展现出许许多多的一些特性，而这些特性常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独有特质。常常使人惊讶的是，中国人信仰两个宗教：一会儿相信儒教，一会儿又相信佛教。是否这是真的我并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如果是真的，这两种看法是否真的不相容。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类似的情况在西方也出现过，并且涉及的两种看法确实不相容。建立在机制论基础上的科学唯物论与一种坚定的信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信念认为，世上的人和高等动物是由自主的机体所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