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各时代可对照比较的学术风气而言，18世纪欧洲的情形与中世纪完全相反。这种对比象征化地表现在沙尔特教堂以及达朗贝尔（D’Alembert）与伏尔泰会谈所在的巴黎的沙龙这两地的差别上。中世纪的人有一种总想将无限理性化的渴望；18世纪的人则将近代社会生活理性化，并将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建立在援引自然界事实的基础之上。前一时期是信仰的时期，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后一时期，他们对过去的事情决定不再提，这是理性的时期，以信仰为基础。为了阐明我的意思，我试举一例：圣安塞姆（St.Anselm）会很失落，如果他无法找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以证明上帝存在，并且证明他的信仰大厦就是建立在这个理由基础之上的。而休谟的《宗教的自然史》（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则建立在对自然秩序的信仰之上。在比较这两个时代时，应当记住理性可能犯错，信念也可能误置。
在我的前一讲中，我追述了自17世纪以来一直占据优势地位的科学观念体系在17世纪的发展情形。它包含了一个基本的二元论：一边是质料，另一边是心灵。这两者之间存在有生命、机体、功能、瞬间实在、交互作用、自然秩序等概念，这些概念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整个系统的阿喀琉斯（Achilles）之踵。
我也曾表达了我坚定的看法，如果我们想对自然现实的具体特性做更为根本的表述，那么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我们首先应该批判的要素就是简单定位的概念。由于这概念将在以下的讲座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将会重复我对这概念所赋予的意义。当我们说一小块物质具有简单定位，那就意味着在表达时空关系时，比较适当的表达是，它的位置就在它本身所在之处，在一个确定有限空间区域中与一确定有限的持续时间中，而完全没有必要涉及该小块物质与其他空间区域和延续时间的关系。同时，简单定位的概念与绝对论者和相对论者对于空间和时间观念的争执毫无关联。只要任何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理论能对确切空间区域和确切延续时间的意义加以说明，不论其观点是绝对还是相对，简单定位的理念都有完全确切的意义。这个理念正是17世纪自然观体系的基础。少了它，这一体系就无法表达。我将说明：在我们直接经验对自然界所感知的首要要素中，没有任何一种要素具有简单定位的特性。可是，这并不是说17世纪的科学错了。我认为通过建设性的抽象过程，我们能够得知某些具有简单定位的质料微粒的抽象概念，以及另一些包含在科学思想体系中心灵的抽象概念。因此，真正的错误是我之前说的所谓“误置具体性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