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两章旨在介绍一些先决条件，这些条件为17世纪科学的繁荣提供了所需的土壤。他们追溯了各种思想的要素和本能的信念所经历的种种过程，从古代世界的古典文明的初次开花，穿过中世纪经历的转变，直到16世纪的历史性革命，三个主要的因素吸引着大家的注意——数学的兴起，在复杂自然秩序中的本能信念，以及中世纪后期思想中过度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指的是这种信念，即认为发现真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对事物本质进行形而上的分析。因而这种分析决定了事物如何活动及其如何产生作用。历史性革命断然抛弃了这种方法，转而研究前因后果的经验事实。在宗教中，这意味着追溯到基督教的本源，在科学上，这意味着求助于实验和归纳法的推理。
若将欧洲各族人民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两百二十五年中的知识分子生活做一个简短、确切的描述，就将发现他们一直依靠17世纪的天才们为他们积累的思想财富而生活。那个时代的人们继承了伴随着16世纪历史性革命的观念酵素，又把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现成思想体系流传下去。17世纪这个时期一贯地自始至终地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提供天才，这些天才足够与事态的伟大相媲美。从文学的编年史中就可以看出这个百年人才辈出的盛况。世纪之初，培根的《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和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在同一年（1605）出版，好像那个时代会以一种承前启后的姿态出现。第一个四开本的《哈姆雷特》（Hamlet）于此前一年问世，1605年又发行了另一个略加修改的版本。最后，莎士比亚（Shakespeare）和塞万提斯于同一天即1616年4月23日逝世。在那一年的春天，哈维（Harvey）被认为在伦敦医学院的一个讲座课程里第一个解释了血液循环理论。牛顿出生的那一年正好伽利略逝世（1642），也正好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发表一百周年。此前一年笛卡尔出版了《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两年后又出版了《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总而言之，这个世纪的时间不够，以至于无法将天才们的重大事件充分一一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