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思想界对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展开了批判。在这个过程中，蒯因有关“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和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并论述了事实与价值及其关系的理论基础，蒯因着重批驳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认为二者是互相包含的；库恩用“范式”代替科学命题和科学理论，使其成为兼容世界观、科学原理和“解题技巧”等的综合体。其实，从学术大势看，消除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主要有如下方案。
一、实用主义的方案[2]
正如维也纳学派是从逻辑经验主义的视角看待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问题的一样，实用主义是从人的行动的角度来理解事实与价值及其关系问题。
第一，杜维把科学中的事实判断和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都看作是属人的。“当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医药学等都致力于具体的人类难处、开发救助人类的植物以及保护人类的生命财产，科学就变成道德的了；科学就变成了道德探索或道德科学的工具。”[3]
第二，杜维反对把科学仅仅理解为命题系统，认为科学也具有伦理或行动的特性，科学体系可能取决于某种道德目的如对实际境况的认真考察。“从日常心态转向科学心态，也就是消除那些理所应当的态度，进而采取批判的、探索的和检验性的态度。”[4]
第三，杜维也反对把伦理判断看作是纯然非理性的东西，认为伦理判断也具有客观的内容和一般的形式。杜威指出，伦理判断的目的就是“把判断行动本身构造为一个复杂的客观内容”[5]。
第四，既然科学具有道德根基，伦理学也具有客观内涵，那么科学与道德之间就必然存在某种关联。杜威指出：“道德科学的公设是科学判断的连续性。”[6]这是因为，“意识生活是连续的，所以使用任何一种形式的经验去帮助另一种形式的经验的形成的可能性就是一切科学——非伦理的和伦理的一样——的终极公设”[7]。杜威将这个公设称为“经验的连续性公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