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说，黑格尔是从理性观念与人类热情的深刻的对立统一中，来阐明世界精神和世界历史的使命的。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曾阐明了黑格尔关于自由的目的原则与实现手段、理性与非理性之内在张力、之辩证结构的历史理念，认为它是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基本秘密所在。实际上，黑格尔历史理念和体现这一理念的自由的目的与手段、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的突出而又经典的表达，最鲜明地表现在他的“理性的狡计”这一著名的解释范式、命题和概念中。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精彩论述吧：“热情的特殊利益，和一个普通原则的活泼发展，所以是不可分离的：因为‘普遍的东西’是从那特殊的、决定的东西和它的否定所生的结果。特殊的东西同特殊的东西相互斗争，终于大家都有些损失。那个普遍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卷入是有危险的。它始终留在后方，在背景里，不受骚扰，也不受侵犯。它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祸殃——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计’。这样被理性所播弄的东西乃是‘现象’，它的一部分是毫无价值的，还有一部分是肯定的、真实的。特殊的事物比起普遍的事物来，大多显得微乎其微，没有多大价值：各个人是供牺牲的、被抛弃的。‘观念’自己不受生灭无常的惩罚，而由各个人的热情来受这种惩罚。”[47]在这里，黑格尔从观念（普遍）与热情（特殊）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中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的确表现了一种对个体不幸命运的冷静和达观而过于无情。而更让我们备感惊讶的是，黑格尔竟然以高度理性主义的态度对非理性的残酷的战争行为加以热情歌颂，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把非理性主义推向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