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根本宗旨是考察世界精神统帅下自由原则、自由意识的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表现为自由原则、自由意识的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标志着作为世界精神特殊化和具体化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形成及其历史又有其自然的地理基础。
1.世界精神与民族精神：世界历史展开的自然地理基础
对那些从纯粹否定的角度理解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的人们，大概很难想象和理解，黑格尔为什么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竟不惜用了超过五分之一篇幅的文字去大谈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2]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精神必然体现为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在世界历史中的展开，必须有其活动的场地即活动的自然地理基础：“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末，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3]
黑格尔既然把自然地理环境看作是精神表演自身的场地，看作是一种主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基础而存在着，那么地理的自然类型与生活其上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类型就必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从精神基地出发、以精神为核心解读范式的黑格尔，同时又非常清醒地估计了自然地理环境的有限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强调对它的作用须作出适当的、有所限定的估量和评价：“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4]黑格尔这里举出的历史的例子实在是恰当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