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发生在1840年以后近代中国的政治法律体制和思想观念文化领域的变革，特别是哲学领域的深刻转型和革命性变革，很难通过几行文字或统计数据表达出来，但它们同样是近现代中国市民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基本领域，因而同样是阐明近现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产生所必需的重要维度。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程在中国学人—政治领袖中发生的哲学回应，即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哲学的深刻转型和革命性变革，我在拙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中，基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作了力所能及的探索、研究和阐释。我对近代中国哲学变革的基本观念和重大成果持高度肯定态度。
书写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哲学世界的回应东方文明危机的一曲曲瑰丽的变革篇章，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直持续到今日的维新、革命、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绵延不绝的历史激流，是中华民族迎接挑战、应对危机、走向世界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意志和艰苦卓绝的历史塑造，是一座座耸入云天的巍峨宏大的历史里程碑：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之间所体现的传统与近代的二元分立，特别是洪仁玕力倡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国法”）与科学（“技艺”）的社会政治理念，是我们透视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向近现代工商社会过渡和转变的一个有特别意义的案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矛盾命题，体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两种异质的不同文明相遇后进行较量的内在紧张和矛盾冲突；康有为在东方秩序面临重大挑战的危机时刻所作出的世界化的哲学选择和观念回应，在这一选择和回应的过程中所包涵的传统与近代的内在紧张，以及在章太炎与康有为的争论中所包含的特殊主义（国粹）与普遍主义（世界主义）的矛盾冲突[53]，是我们从哲学上解读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活生生的典型；谭嗣同批判传统、以“仁—通”开启近代的内在张力，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深刻悖论，构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惊心动魄的一个哲学应答；严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创造性的移译，凸显了启蒙与救亡、自由与富强的内在冲突，并由此开启了走向“世界文学”的观念变革之路[54]；孙中山在传统与近代的双向变革中所实现的顺应世界潮流的近代政治革命，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所孜孜以求的国民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重建，是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里程碑式的重大标志；还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表达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断裂；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间，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紧张关系，等等，都历史地展现了在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曲折历程中，中国社会变革逻辑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以及文明重塑过程的二律背反性质。